美国名校没有点明的是，追求生源多样化的由头，不只是为学生服务，还可满足机构自身的利益诉求。比如，捐赠者子女、运动员、舞蹈生、校友子女等都是多样化生源的组成部分，可为学校带来一般学生不具备的贡献。

除学生和高校获益外，生源多样化还被视为可以产生政治益处。通过招收来自社会各类群体的成员，高校可以为社会培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涵盖各领域的良好公民和杰出领导者，同时打破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因此，最高法院言明生源多样化是在教育领域唯一感到的 “令人信服的利益”。

既然生源、包括族裔身份的多样化成为共识，美国名校仍然屡遭诉讼，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与达成多样化的路径有关。例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曾经使用配额制定向录取非洲裔学生，密歇根大学在本科招生中曾经给少数族裔自动加20分，而耶鲁大学正被指控使用更高的录取标准和限额来控制亚裔入学比例。最高法院虽然禁止了这些机械式的做法，但仍然批准留意族裔政策，默许了对少数族裔予以的隐形倾斜。

如今，特朗普政府意欲挑战长久以来的 “平权法案”和前总统奥巴马倡导的照顾以非洲裔、西班牙裔为主的少数族裔倾斜政策。美国名校想要获得学生群体在族裔维度上的多样化，恐怕只能使用吸引更多少数族裔学生来申请从而提高录取概率、发放专门奖助学金等族裔中立的方式达到目的。波士顿联邦法院将于10月15日开庭审理哈佛大学去年11月被司法部调查的 “亚裔歧视案”，其结果如何，又会引导族裔招生政策走向何方，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