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开往上犹的车辆上，截访成员剩下陈家全、张法辉、郭林鋆、陈云等人。当晚１１时许，在山西阳泉参加前妻母亲寿宴的牛力接到电话，称陈裕咸似乎心脏病发作，呼吸微弱，牛力授意将其送往医院。他们遂将陈裕咸送往大兴一家医院。后陈裕咸经确认死亡，医院报警。据北京市公安局事后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陈裕咸符合他人用钝性外力反复多次作用于头颈部、躯干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陈裕咸死之后，牛力等团伙故意搜集走陈裕咸的身份证、钱包等物品，在潜逃至河北等地时，把这些物品丢弃，意图制造一起无名尸案。期间，因考虑事件后果严重，团伙成员曾商量由陈家全扛下罪责，但陈家全表示，他扛不了。

陈裕咸被殴打致死后，案件引起北京警方重视，涉案１２名主要成员在２０１７年６月中下旬悉数落网。

▲死者陈裕咸生前在科富良种场检查稻谷。受访者供图

种子“悬案”

陈裕咸的家属称，促使陈裕咸进京上访的，是一起尘封十余年的“伪劣种子案”。

陈裕咸长子陈维树介绍，其父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现江西农业大学）上犹分校农科专业毕业生。１９７６年毕业后，陈裕咸经选拔至海南一家水稻种植场担任技术员，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回乡在村集体担任水稻种植技术员。

１９９８年，在国家三农政策背景下，上犹县司法局在扶贫工作中与上犹县丁坑村结成对子，在与陈裕咸达成共识后，县司法局向县政府申请成立“科富良种场”。当年１２月２１日，上犹县政府以红头文件形式批准了这一申请。

陈维树介绍，良种场初期试验田数量不足，其父便将种子卖给种植户。２００５年，良种场出售给农户的一批种子，导致部分农户减产。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５日，上犹县工商局组织有关专家对减产种植户田间种植纯度进行实地调查，并出具调查意见。

调查意见认为，科富良种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没有资格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种子；良种场出售给种植户的种子未经国家或江西省审定，品种特征特性不清楚，不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５日，上犹县公安局向陈裕咸送达传唤通知书，不久将其刑拘。陈裕咸家属出示的一份律师授权委托书显示，陈裕咸涉嫌的罪名为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

陈维树回忆，缴纳１万元取保候审保证金后，陈裕咸被取保候审。此事对陈裕咸打击极大。事后，科富良种场被迫停办。陈维树回忆，陈裕咸认为此事让其在“农民老表面前抬不起头来”。此外，上犹县工商局出具的调查报告亦不能说服陈裕咸，他认为该调查报告无落款、无盖章，所请专家的权威性亦存疑。

１年取保期过后，案件再没有下文。陈维树表示，恰恰是由于案件迟迟没有结论，导致其父对此案处理不满，为其进京上访埋下了动因。

早有准备的上访

自２００７年取保期满后，陈裕咸开始频繁向上犹各级部门询问案件处理结果，逐步发展至上访。

陈维树回忆，由于其父持续不断追问此案，引发家人担忧，家属一直规劝陈裕咸放弃上访。２００７年，陈裕咸至南昌随次子陈维彬生活，至２０１５年又随长子陈维树在武汉生活。期间，在家属的苦劝下，陈裕咸似乎放松对案件的追问，安心享受天伦之乐。但据陈维树事后了解，其父在这段时间仍偷偷写材料向相关部门反映。

２０１６年下半年，陈裕咸回乡居住，由于在当地反复反映无果，陈裕咸萌生进京上访的念头，并开始向周围有进京上访经验的人请教。上犹县张美冠、张声华父子有２６年上访经历，据张声华回忆，事发前夕，陈裕咸曾找他询问进京上访经验，并邀其一同上访。

陈裕咸并非对上访的险恶没有预期。陈维树事后了解到，父亲死后遗留的随身物品包括一顶摩托车头盔，可能是其为抵御殴打所备。

从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开始，陈裕咸瞒着家人，将进京上访行动付诸实施。

陈维树回忆，６月１日中午，其妻电话询问父亲是否回家吃午饭，电话中陈裕咸告知，自己已到赣州，但并未多说此行目的。由于赣州距离上犹只有一小时车程，家属猜测陈裕咸可能去会友或走亲戚，并未引起警惕。６月２日中午，家属再次致电，发现陈裕咸已到南昌。直至６月３日，陈裕咸告知已到北京，居住在一远房亲戚家。此时，家属才恍然大悟，但事已至此，家属只得相互宽慰，“就让他去一次北京，回来后总该彻底死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