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2017年11月8日，安徽就发生过类似事件。巢湖四学校约80名教师到巢湖市政府集体上访，要求与当地公务员同等享受“一次性工作奖励”。据媒体报道，安徽省教育厅直接介入此事，并专门给省政府写了一个报告：

可见，六安教师集访事件，并非突发事件；亦非毫无预警。就逻辑而言，只要利益调整不到位，事件就有发生的必然性。

困境

不过，六安集访事件折射出的基层治理困境，却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

最突出的，就是政策统一与区域差异之间矛盾。其实，不单单是教师待遇，其它很多政策，到税费改革以后，都越来越具有“国家化”特征，强调政策统一性。问题是，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一样，短时间内统一执行肯定会有困难。

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是一个信息社会，一个地方执行了，另一个地方不执行，就一定会出现不公平感。因此，矛盾就出现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看，分步骤、渐进式、差异化地执行，是合理的；但从政策执行的公平性来看，这一做法已经不现实。

基层待遇问题，也是公众关注的重要焦点。这次事件中，教师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提高收入。不可否认，很多地方的基层公务人员及教师、医生，待遇确实比较差。

不过，问题也要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横向比较，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公务员，以及老师、医生等待遇差，是普遍问题；但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待遇还是社会地位来说，公职人员都在当下都算是社会精英，其生活满意度并不算低。

所以，提高基层待遇没错，但也要客观理性看待。如果在地方政府无财力承担的情况下，一定要比照发达地区和城市，其实也有问题，很容易人为制造其它社会矛盾。须知，在这次事件中集访的六安老师，讨的并非是拖欠的工资，而是新增的一次性工作奖励。这对老师而言是新增利益，但对地方政府而言，却是一笔额外财政负担。

性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六安教师集访事件，本质上是维权事件。

几个特点可以佐证。一方面，集访的教师展现了极强的权利意识。就目前的信息看，他们并未使用传统意义上的“诉苦”等底层话语，而是选择了权利话语；

其次，他们还有很强的组织性。合理推断，六安教师集体上访不是第一次，事前也应该和相关部门沟通过。此次事件中，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已然现场接访，但最终事情还是“闹大了”；

再次，上访教师具有明确的“法人”意识。过去，很难想象体制内的人员会聚集上访，因为所有诉求都在组织内部解决了。但在开放社会中，哪怕是组织成员，也有独立行动，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权利。且，组织不能随意干涉其合法行为。

这种改变，其实深刻展现了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些特征。

为什么这么说？

在税费改革之前，乡村教育主要依靠农业税费统筹解决。哪怕是教师经常被欠薪，且时有上访事件发生，却很难说这是一个权利问题。因为，对于当时的教师而言，“讨薪”就是讨口饭吃。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别的利益群体。因此，地方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

但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加上政府运转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与此同时，社会各个群体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升。教师群体，无疑也受益其中。

问题在于，当各个利益群体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权利意识已然觉醒之时，很多中西部地区的财政仍然是“吃饭财政”。“吃饭财政”下的地方政府，其回应社会诉求，调配各利益群体的关系的能力，显然是比较低的。从六安集访事件中可见，教师的诉求，是参照别地标准，与当地公务员同等享受“一次性工作奖励”，且援引了相关法律法规，对当地政府的处理能力要求很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同情性理解教师的权益诉求，但将之想象成是一种底层反抗，并不科学。